替历史人物或事件翻案，虽古已有之，但于今已成为一种时髦。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，翻案的文章、言论，时有所见所闻。如同翻烧饼似的，原来是肯定的，现在予以贬抑或否定，本来是否定的，现在则大肆赞颂。帝国主义侵略有罪不对了，是“有理”、“有功”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指责为拉中国历史后腿，镇压这次起义的曾国藩则被称颂为“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”，是“一大贡献”。辛亥革命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“激进主义”，它们不仅中断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常发展，而且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正常发展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而在这些被“炒”得有点红火的历史人物中，有一个叫袁世凯。
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稍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：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维新派；义和团反帝运动时，他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；辛亥革命时，他夺得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，进行专制独裁统治，搞帝制复辟。然而，时下有的作者、出版社对此却大不以为然，认为是“简单化的政治评语”，“僵化陈旧”，于是写文章、出书，提出“新观点”。有一篇叫《另说袁世凯》的文章，就是以“新观点”的面貌出现，把袁世凯捧上了天。这篇文章说，从清末到民初，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，袁世凯推行的经济、政治、外交、文化等政策，“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”。他“兴学重教，开通民智”，“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，前无古人”。文章称颂袁世凯“坚决抵制和反对‘二十一条’”。文章的结尾，作者有一段总括性的奇妙的话：“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，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；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；邵飘萍、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、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；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———言论、出版、结社自由；毛泽东、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。这一切，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、社会改革不无关系。”所以不厌其详地抄录了这段文字，一是避免断章取义之嫌，二也是为了与读者共赏奇文。
文章为了抬高袁世凯，拿孙中山为衬托，对他大加贬抑，说孙中山制定的《临时政府约法》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，“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、阁潮迭起、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”。这与有的文章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如出一辙，都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、社会动乱归罪于辛亥革命，说什么辛亥革命“是搞糟了”，“必然军阀混战”。辛亥革命简直罪莫大焉，而孙中山是“罪魁祸首”！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、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，建立了民国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，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海外人士的敬仰，不是某些人任意贬抑或否定得了的，这里无须赘言。至于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人，倒是有必要作一点辨析。
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，都是社会的人，历史的人，都有其复杂性、多面性。即使是圣贤、伟人，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、错误，也并不太难；而那些巨奸大恶，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。但是，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。至于凭自己意愿任意曲解历史，想当然地虚构历史，更是不足为训。史学与文艺不同，它必须力求符合客观历史实际，再现历史的真实，而不能有任何虚构，不能编造、歪曲。《另说袁世凯》既然是以所谓“史实”来美化袁世凯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。
文章说，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“宽松政策”，它的各种政策“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”。显然，这是历史的颠倒，不符合事实。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，是违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。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，虽然打着“拥护共和”的旗号，但同时他就在向专制统治迈进。他把“统一”当做推行集权专制的代名词，处处强调“统一军令”、“统一行政”、“统一民国”等等。这年8月，便在“统一民国”的幌子下，杀害了武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和方维。第二年，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，执掌党务的宋教仁强调组织“国民党内阁”。袁世凯大为恼火，为了排除集权专制的障碍，他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大血案，暗杀宋教仁。随之以武力“统一民国”，镇压了“二次革命”。此后，袁世凯便将革命派指为“乱党”、“暴民”，毫无顾忌地公开迫害革命党人，仅在北京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即“数以千计”，监狱“大有人满之患”。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的人，在南方以武力镇压“二次革命”，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，目的是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。在选举的那一天，他授意其亲信组成“公民团”包围会场，进行胁迫，自早8时至晚10时，经3次投票，才得以当选。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，便先后下令取缔国民党、取消国会和废除《临时约法》。至此，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，被袁世凯全部破坏掉，只剩下了一块“民国”的空招牌。从1914年初至1915年底，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，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，如《报纸条例》、《出版法》、《治安警察条例》、《地方保卫团条例》、《惩办盗匪法》、《惩办国贼条例》等，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、思想，严禁政治结社、集会，镇压革命党和人民。最后就是复辟帝制，做起了“洪宪皇帝”。从这简略的袁世凯政府统治的史实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袁世凯实行的是专制统治，不是什么“宽松政策”。所谓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实行“宽松政策”，实属无稽之谈。
不错，辛亥革命后，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夺得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、提倡国货的热潮，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，政党、社团如“雨后春笋，蓬勃兴起”，报纸“风起云涌，蔚为大观”。但是，这种局面的出现，是辛亥革命的结果，是清朝的覆灭、帝制的废除、民国的建立所形成的，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。如前所述，此时的袁世凯虽夺得了临时大总统之位，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，况且面对着的是革命带来的“自由之风，共和之气”，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数省实力，还有十几万军队。为了欺骗和麻痹国民，他很会演戏，一再信誓旦旦地公开声称“忠于共和”、“忠于约法”，而实际上却在向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。镇压“二次革命”、武力“统一民国”后，就更明显了。1913年的后半年，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《日日新闻》、《民国报》、《民主报》、《亚东新闻》、《中央新闻》、《京话报》、《华报》等。在地方上同样通令报纸停刊，单是浙江一口气就查封了《平民报》、《天钟报》、《浙报》、《浙江民报》、《浙声》等五家报馆。辛亥革命后开创的民主、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，“雨后春笋”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，有的是专制、强暴，而不是宽松、自由。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“宽松政策”的新闻巨擘邵飘萍，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？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办了报纸，发表时论，但他的遭遇并不能用来证明袁世凯的“宽松”。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办《汉民日报》，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，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，行专制之实，也时常讥讽，因此办报还不足三年，就先后被捕三次，最后“《汉民日报》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”。这也就是袁世凯政府的“宽松政策”、“言论自由”。要说袁世凯完全没有“宽松”，也不尽然，问题是对谁。对封建复古逆流，袁世凯是很宽松的，1912年9月，也就是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半年后，就下令“尊崇伦常”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。在这道命令的鼓舞下，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孔教会、孔社、孔道会、宗圣会等许多尊孔的小团体，以“力挽狂澜，扶翼圣道”为宗旨，热闹得很。其后，袁世凯鼓吹尊孔读经，搞了祀孔、祭天。鲁迅曾深刻指出：“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，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，但到袁世凯时代，都又被从新记得，不但恢复了祭典，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，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。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。”（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）袁世凯对封建复古逆流的宽松，就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，这当然不是“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”，而是拉历史向后退。
至于说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“脱颖而出”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，都是袁氏北洋政府“宽松”出来的，未免荒唐得可以。不妨举例以明之。陈独秀在清朝中过秀才，1898年18岁时参加反清革命活动，被清政府追捕而逃往日本。1904年他在安徽芜湖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进行反清宣传。其后参加辛亥革命，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，“二次革命”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，1915年9月回国，创办《新青年》。李大钊1913年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，曾发表批评袁世凯政府的文章。1914年去日本留学，继续进行反袁活动，反对“二十一条”。1916年5月底回国，再过些天袁世凯也就在国人唾骂声中死去。而胡适则是1910年到美国留学，尚是清政府统治，1917年回国时袁世凯已经死了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文章，批判封建纲常礼教，就是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的。无论是陈独秀等人的经历，还是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文章，都得不出他们的“脱颖而出”（其实这说法本身就不妥），是“出”之于袁氏北洋政府。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逻辑，那么使陈独秀“脱颖而出”的首先应是清政府，是清政府使他能够从事反清活动，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。这大概会被认为是“热昏的胡话”。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，所谓“另说”说的不是历史事实，是曲解或编造的，因此，没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。
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，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，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“二十一条”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袁世凯的屈服卖国，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，群情激忿，强烈反对，5月9日被定为“国耻纪念日”。鲁迅曾说过：袁世凯“是卖国贼。不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？袁世凯签订过‘二十一条’，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”（《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》）。当然“二十一条”是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，事情太大，袁世凯不敢贸然答应，派人与日本交涉、谈判不下二十几次。接受“二十一条”后，他讲了一些诸如“以保全国家为责任”的冠冕堂皇的话，甚至还开会庆祝“外交胜利”。如果因此就认为是“坚决抵制和反对‘二十一条’”，不是受骗上当，就是看问题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有问题了。
（选自《求是斋漫笔》，龚书铎著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9年5月版）替历史人物或事件翻案，虽古已有之，但于今已成为一种时髦。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，翻案的文章、言论，时有所见所闻。如同翻烧饼似的，原来是肯定的，现在予以贬抑或否定，本来是否定的，现在则大肆赞颂。帝国主义侵略有罪不对了，是“有理”、“有功”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指责为拉中国历史后腿，镇压这次起义的曾国藩则被称颂为“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”，是“一大贡献”。辛亥革命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“激进主义”，它们不仅中断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常发展，而且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正常发展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而在这些被“炒”得有点红火的历史人物中，有一个叫袁世凯。
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稍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：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维新派；义和团反帝运动时，他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；辛亥革命时，他夺得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，进行专制独裁统治，搞帝制复辟。然而，时下有的作者、出版社对此却大不以为然，认为是“简单化的政治评语”，“僵化陈旧”，于是写文章、出书，提出“新观点”。有一篇叫《另说袁世凯》的文章，就是以“新观点”的面貌出现，把袁世凯捧上了天。这篇文章说，从清末到民初，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，袁世凯推行的经济、政治、外交、文化等政策，“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”。他“兴学重教，开通民智”，“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，前无古人”。文章称颂袁世凯“坚决抵制和反对‘二十一条’”。文章的结尾，作者有一段总括性的奇妙的话：“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，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；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；邵飘萍、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、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；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———言论、出版、结社自由；毛泽东、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。这一切，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、社会改革不无关系。”所以不厌其详地抄录了这段文字，一是避免断章取义之嫌，二也是为了与读者共赏奇文。
文章为了抬高袁世凯，拿孙中山为衬托，对他大加贬抑，说孙中山制定的《临时政府约法》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，“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、阁潮迭起、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”。这与有的文章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如出一辙，都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、社会动乱归罪于辛亥革命，说什么辛亥革命“是搞糟了”，“必然军阀混战”。辛亥革命简直罪莫大焉，而孙中山是“罪魁祸首”！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、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，建立了民国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，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海外人士的敬仰，不是某些人任意贬抑或否定得了的，这里无须赘言。至于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人，倒是有必要作一点辨析。
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，都是社会的人，历史的人，都有其复杂性、多面性。即使是圣贤、伟人，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、错误，也并不太难；而那些巨奸大恶，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。但是，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。至于凭自己意愿任意曲解历史，想当然地虚构历史，更是不足为训。史学与文艺不同，它必须力求符合客观历史实际，再现历史的真实，而不能有任何虚构，不能编造、歪曲。《另说袁世凯》既然是以所谓“史实”来美化袁世凯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。
文章说，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“宽松政策”，它的各种政策“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”。显然，这是历史的颠倒，不符合事实。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，是违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。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，虽然打着“拥护共和”的旗号，但同时他就在向专制统治迈进。他把“统一”当做推行集权专制的代名词，处处强调“统一军令”、“统一行政”、“统一民国”等等。这年8月，便在“统一民国”的幌子下，杀害了武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和方维。第二年，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，执掌党务的宋教仁强调组织“国民党内阁”。袁世凯大为恼火，为了排除集权专制的障碍，他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大血案，暗杀宋教仁。随之以武力“统一民国”，镇压了“二次革命”。此后，袁世凯便将革命派指为“乱党”、“暴民”，毫无顾忌地公开迫害革命党人，仅在北京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即“数以千计”，监狱“大有人满之患”。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的人，在南方以武力镇压“二次革命”，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，目的是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。在选举的那一天，他授意其亲信组成“公民团”包围会场，进行胁迫，自早8时至晚10时，经3次投票，才得以当选。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，便先后下令取缔国民党、取消国会和废除《临时约法》。至此，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，被袁世凯全部破坏掉，只剩下了一块“民国”的空招牌。从1914年初至1915年底，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，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，如《报纸条例》、《出版法》、《治安警察条例》、《地方保卫团条例》、《惩办盗匪法》、《惩办国贼条例》等，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、思想，严禁政治结社、集会，镇压革命党和人民。最后就是复辟帝制，做起了“洪宪皇帝”。从这简略的袁世凯政府统治的史实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袁世凯实行的是专制统治，不是什么“宽松政策”。所谓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实行“宽松政策”，实属无稽之谈。
不错，辛亥革命后，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夺得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、提倡国货的热潮，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，政党、社团如“雨后春笋，蓬勃兴起”，报纸“风起云涌，蔚为大观”。但是，这种局面的出现，是辛亥革命的结果，是清朝的覆灭、帝制的废除、民国的建立所形成的，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。如前所述，此时的袁世凯虽夺得了临时大总统之位，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，况且面对着的是革命带来的“自由之风，共和之气”，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数省实力，还有十几万军队。为了欺骗和麻痹国民，他很会演戏，一再信誓旦旦地公开声称“忠于共和”、“忠于约法”，而实际上却在向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。镇压“二次革命”、武力“统一民国”后，就更明显了。1913年的后半年，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《日日新闻》、《民国报》、《民主报》、《亚东新闻》、《中央新闻》、《京话报》、《华报》等。在地方上同样通令报纸停刊，单是浙江一口气就查封了《平民报》、《天钟报》、《浙报》、《浙江民报》、《浙声》等五家报馆。辛亥革命后开创的民主、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，“雨后春笋”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，有的是专制、强暴，而不是宽松、自由。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“宽松政策”的新闻巨擘邵飘萍，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？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办了报纸，发表时论，但他的遭遇并不能用来证明袁世凯的“宽松”。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办《汉民日报》，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，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，行专制之实，也时常讥讽，因此办报还不足三年，就先后被捕三次，最后“《汉民日报》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”。这也就是袁世凯政府的“宽松政策”、“言论自由”。要说袁世凯完全没有“宽松”，也不尽然，问题是对谁。对封建复古逆流，袁世凯是很宽松的，1912年9月，也就是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半年后，就下令“尊崇伦常”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。在这道命令的鼓舞下，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孔教会、孔社、孔道会、宗圣会等许多尊孔的小团体，以“力挽狂澜，扶翼圣道”为宗旨，热闹得很。其后，袁世凯鼓吹尊孔读经，搞了祀孔、祭天。鲁迅曾深刻指出：“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，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，但到袁世凯时代，都又被从新记得，不但恢复了祭典，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，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。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。”（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）袁世凯对封建复古逆流的宽松，就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，这当然不是“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”，而是拉历史向后退。
至于说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“脱颖而出”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，都是袁氏北洋政府“宽松”出来的，未免荒唐得可以。不妨举例以明之。陈独秀在清朝中过秀才，1898年18岁时参加反清革命活动，被清政府追捕而逃往日本。1904年他在安徽芜湖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进行反清宣传。其后参加辛亥革命，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，“二次革命”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，1915年9月回国，创办《新青年》。李大钊1913年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，曾发表批评袁世凯政府的文章。1914年去日本留学，继续进行反袁活动，反对“二十一条”。1916年5月底回国，再过些天袁世凯也就在国人唾骂声中死去。而胡适则是1910年到美国留学，尚是清政府统治，1917年回国时袁世凯已经死了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文章，批判封建纲常礼教，就是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的。无论是陈独秀等人的经历，还是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文章，都得不出他们的“脱颖而出”（其实这说法本身就不妥），是“出”之于袁氏北洋政府。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逻辑，那么使陈独秀“脱颖而出”的首先应是清政府，是清政府使他能够从事反清活动，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。这大概会被认为是“热昏的胡话”。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，所谓“另说”说的不是历史事实，是曲解或编造的，因此，没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。
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，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，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“二十一条”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袁世凯的屈服卖国，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，群情激忿，强烈反对，5月9日被定为“国耻纪念日”。鲁迅曾说过：袁世凯“是卖国贼。不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？袁世凯签订过‘二十一条’，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”（《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》）。当然“二十一条”是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，事情太大，袁世凯不敢贸然答应，派人与日本交涉、谈判不下二十几次。接受“二十一条”后，他讲了一些诸如“以保全国家为责任”的冠冕堂皇的话，甚至还开会庆祝“外交胜利”。如果因此就认为是“坚决抵制和反对‘二十一条’”，不是受骗上当，就是看问题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有问题了。
（选自《求是斋漫笔》，龚书铎著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9年5月版）
